作者: 羅一

我們是在一次次“出逃”和碰壁后才明白，原生家庭帶給我們的影響將伴隨一生，那些美好力和破壞力，會以不同的面貌一次次出現在生活里，丟給我們去接受，最終我們是否與原生家庭和解，將決定我們是否能真正直面自己，從而獲得幸福與安寧。——題記

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個難以到達的地方。

蒿草叢中一溜的白石板，道路兩旁高高的紅色沙地。花生頂著白花匍匐著微笑，微風中，玉米捋著長長的胡須，山頂黛青的柏樹林，晚歸的白鶴正在引頸長鳴。

半山腰橘樹環繞的小房子，那是我的家。家里生活著一個郁郁寡歡嗜酒如命暴戾的男人，還有一個備受歧視始終要強勤勞的女人。我同情這男人和女人，他們是我的父母。那時候，他們一起出工，一起勞作，一起回家。和所有恩愛的夫妻一樣，夫唱婦隨，生活甜蜜。他們的媒人預見過他們會有如此愜意的生活，門當戶對，郎才女貌，理應如此。可是誰也不會想到女人生下了我——一個女孩。

你不會知道長子家里頭胎是個女孩是個多么大的罪孽。老人氣得要去抹頸跳河，成天在家里有鬼上身般哭鬧老死的那天沒有人披麻帶孝端靈牌。

所以我從來也沒有喜歡過我，我是帶給女人帶給家庭厄運的冤孽。她的眼淚，她的痛苦，全都發端于1981年那個萬惡的春天。她的幸福，在1981年4月那場毒辣的太陽地里遁得沒有了蹤影。

幸福，仿佛是從來沒有過的事。男人女人拼命干活，也拼命吵架。

如果說他們的生活是一場盛宴，打架則像是一盤辣椒，沒有它不可以。所以要追溯他們的往昔，真的會讓人淚水長流唏噓不已。在家族的指責中內疚自責，男人學會了喝酒，并且成為了他生活不可分割的重要內容。女人忙著生第二胎，信神信鬼日日祈禱上蒼賜予男孩。背負家族使命的女人在計劃生育的追逃中東躲西藏。

1983年的春天，陽光姣好，溫潤如水，女人大出血差點死在親戚家中。

終于生了一個男孩，瘦小如鼠，女人昏迷醒來看了一眼身邊躺著的嬰兒，多可愛的孩子，眉眼細細，唇薄如紙。她欣喜地長舒一口氣。是個男孩，男孩啊！

男人不再去單位上班，他本人和整個家族的興衰榮辱都捧在他手心里，這個男孩的笑容，讓整片天空熠熠生輝。

外婆心疼女人有做不完的家務，還要拉扯兩個小孩，帶走了一個——那便是我。

男孩在家里享受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寵愛，他是家中的大神，若是有通天的長梯，也會有人舍身去為他摘天上的星星。

我很羨慕，其實是嫉妒。每個人看見我，都像看見一個渾身是洞的皮球，少不了想猛踢一腳。我漸漸變成了刺猬，冷漠，孤獨，對危險的氣息充滿攻擊。但我同情家里的男人和女人，男孩的降生拯救了他們一陣子，卻無法佑護他們一輩子。

1992年，男人女人成了少有的萬元戶，我們住進了全村第一座平房。

那真是一座漂亮的房子。房前是橘林，屋后是竹林，每天早上的第一縷陽光透過綠色的窗欞射進來，第一口呼吸是淡淡的略帶苦澀的橘葉香，露珠在睫毛上輕輕顫動，美妙的一天開始了。

女人給窗戶裝上鋪滿大花的窗簾，大屋小屋里擠滿了密密的簸箕，蠶兒咝咝地嚼著桑葉，空氣里彌漫著石灰的生香。

我和男孩背著背簍割牛草摳紅苕，和附近的孩子打叉叉板賭輸贏，紅鳩鳥的歌聲響起，我們背著仍是空空的背簍回家。

一頓笑罵。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男孩女孩長大了，走在注定的宿命里欲逃不得。男人仍然嗜酒暴戾，目光卻早已鈍去。女人老了，再不會在灶間和著升騰的炊煙哼唱劉三姐。

道不清那句樹纏藤還是藤纏樹最初究竟是誰的形象，后來在我的腦海里，就變成了男人和女人溝溝壑壑的額頭和清瘦蠟黃的臉。

這是我難以到達的家。

一生中，忽近又忽遠。

然而在去年這個薄涼的初秋，蛐蛐在窗臺歡唱兒時歌謠的時候，我竟然想在明天天亮的時候，第一次牽著男人女人的手，去那條石板路上再走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