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煒

不光是杜甫，古代的詩人，也包括李白、杜甫同時代的一些詩人，有那么多記述朋友相聚離散的文字。這總給人一個感覺：古代的人要比我們當代人更重情誼。他們那么實實在在地、情感濃烈地去牽掛一個朋友，真切樸直。

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講到了李白和杜甫兩個人的情感和友誼問題，非常有趣。談到李杜的關系，有人替杜甫抱屈，認為很不平衡：杜甫那樣懷念李白，李白卻總是把杜甫扔到腦后，他倆的友誼不是一種平等的關系。郭沫若在書中否定了類似的看法，他說李白對杜甫也很有感情，寫杜甫的詩也很多，有可能都散失了，比如在安史之亂中丟掉了。

是否真的丟掉了，郭沫若先生也不知道，他只是推測。李白寫詩很多卻不注意保存，隨手扔下，或寫在墻上就走人，類似情況極有可能。記載中李白的好友在當年給他編了一本詩集，還作了序。而杜甫當時卻很少有這種機會。所以我們只按兩個人的性格來推斷，認為李白的詩丟得肯定比杜甫多。李白究竟給杜甫寫了多少詩，這不光無考，而且僅僅以此來衡量兩個人的情感濃度也是遠遠不夠的。

他們兩人的友誼值得我們好好揣摩一下。從杜甫的詩中看，他懷念一個朋友達到了這樣不能忘懷的一種程度：常常想著此時此刻李白在做什么。要知道他們主要是在山東共游了一番，時間不長，見面的機會總共不過三次。杜甫卻要不停地懷念李白的文與人，心里仿佛永遠裝了一個李白，寫了那么多詩來排遣這種思念。當有消息說李白在流放當中死去了，杜甫簡直痛苦極了，馬上寫了一首詩；當有消息傳來說李白被迫害得瘋掉了，杜甫也寫了一首詩。

當代人已經很少這樣，如果不是故意將情感掩藏起來，就一定是喪失了這種能力。可能有兩種情況：兩個人在一塊兒時間很長，看起來仿佛友誼很深，但實際上情感淡薄，離開以后想念很少或壓根就不想，或有一點點想念但不愿過多地表露；再就是對于愛情、友誼的記憶能力是不同的，現代人深化這種人與人的情感的能力，咀嚼這種情感的能力，已經大大地不如古人了。

也許這是現代生命的一個總的趨向：情感淡漠、冷漠。古代人與我們有許多差異，其中最令人驚心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古至今變化之巨——情感的濃度與表達的方式都改變了。這或許是人的生命演化的一種大不幸。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李白和杜甫的關系，其他的例子更多。古人那么看重友誼情分，分離后常常不停地懷念。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各種交通通訊工具的發達，技術的飛躍，媒介的無孔不入和全面覆蓋，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傷害和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狀態。也許人的情感真的需要在安靜獨守中培植和孕育，今天的喧囂之中，人的情感屬性的確被傷害了。不僅是情感，包括人的道德感，也都會在這個過程中無可挽回地下降。因為一再地通過各種渠道拉近對象，一再地重復繁多的信息，人的心靈就會疲憊，其道德沖動也就相應地降低。

20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文學人士偶爾會在某個地方開筆會，相比現今那個時候交通遠不如今天發達，沒有動車高鐵，飛機幾乎不坐，天南地北的人要見一面真是很不容易。有些好朋友相見之后會通宵交談，分手的時候還依依不舍，因為不知猴年馬月才能再見——他們就像李白杜甫曾經有過的那種情狀，分別以后還是想著對方。

后來一切都變了，交通發達，電郵有了，手機有了，視頻也有了，那么好的文學朋友見面后反而沒有什么親熱的感覺了。正在會議當中，吃飯的時候才發現朋友不見了，問一句哪去了？說是提前走了。走的時候連個招呼都不打，更不要說依依惜別了。這按理說是很不正常的，但現在大家都習慣如此，認為這種冷淡反而是最相宜的，從來不覺得有什么不對。這在過去可能是很大的一件事，是失禮——好朋友走的時候怎么能連個招呼都不打，不吱一聲就走？現代人的解釋就多了，也仿佛很像個道理：為了利索，為了不耽誤時間，大家都很忙，朋友么，總有一別，反正再見也不難，于是，干脆，就走了。

如果現代人再像汪倫那樣，一邊踏歌一邊為好友送行，那只會被看成一個精神病。

其實是我們現代人病了，變得唯利是圖，薄情寡義，只把時間當成金錢。其實時間是無價的，友誼是無價的。這種病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需要我們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