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肖江

在淮河北岸的鄉村一直有這樣一個習俗，孩子出生之后一般會根據家人的喜好、愿望或者忌諱給孩子起個“小名”，等到長大之后（十三、四歲）由家人或者當地有文化的人（例如私塾先生）根據家族的輩份取一個“大名”（或者叫學名）。進入1949年之后，主要是國家施行義務教育的緣故，一般人家會在孩子上小學時由家長或有文化的長輩起個“大名”，也有的由學校的老師根據其家族輩份或個人情況起個“大名”。這個習俗在今天的淮北鄉村仍然存在。

我記憶中兒時的第一個玩伴“大名”叫周玉喜。由于認識的時候他剛上小學一年級，“大名”剛剛起好，所以，許多人仍然叫他“小名”，他的“小名”叫“大瓜”。我不知道為何他的父母給他起了這樣一個“小名”，也不好意思冒昧去問，也就隨著大家一起叫，時間稍長就習慣了，也沒有覺得有什么不對的地方。

1970年代初期，我家搬到距淮河北岸不遠的一個叫張店的小鎮，住在小鎮最南面的小學里，我的母親在這里教書。我大約五歲的時候開始上學，實際上，并不是真正意義的上學，只是母親把我一個人放在家里不放心才讓我和姐姐一起上學。在這里，我認識了我的第一個兒時的玩伴——周玉喜。

周玉喜家離學校只有七、八十米距離，在小鎮的最南端。他的母親是個裁縫，在小鎮上有一個裁縫鋪，他的父親在小鎮供銷社工作，專賣布匹和鞋子等日用品。他有兄弟姐妹七個，他排行老五。他比我大幾歲，在當時的淮北鄉村，孩子一般都上學較晚，八、九歲或者十多歲上學是尋常的事情。

他最早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家里有許多“小人書”（連環畫冊），這一點足以使我著迷。我記得從他那里借讀的第一本“小人書”是《紅色娘子軍》，以后又看了上百本各種內容的“小人書”，并且最喜歡戰爭題材的“小人書”。這些“小人書”讓剛剛懂事的我知曉了外面的世界。

周玉喜父母的單位以前屬于集體所有制，屬于城鎮戶口，后來，母親被下放到農村，變成了地道的農村戶口。他家在農村有自留地，但是，只有他的大哥、二哥和三哥在農村。他的三哥叫周玉剛，高中畢業后回鄉務農，也曾短暫到小鎮的中學當了一年多的代課教師，好像教生物。1977年恢復高考后考上了省農校，畢業后分配在省農業廳工作。

周玉喜和其他鄉村里的孩子略有不同，盡管在老家有房屋和自留地，但是，并不住在鄉下，一般也不干農活，農活基本上由他的大哥和二哥完成，他只在節假日回去幫幫忙。平日里，他就和父母住在小鎮上，幫助父母做點雜活。他的母親姓陳，小鎮上的人都叫她“老陳”。“老陳”精明能干，口才極好，頭腦反應非常敏捷。我認識“老陳”不久就把她和電影《沙家浜》里的“阿慶嫂”作了比較，覺得“老陳”的機智和口才絲毫不輸給“阿慶嫂”。他的父親姓周，小鎮上的人都叫他“老周”。“老周”在供銷社工作，主要賣布匹和鞋襪等日用品。他長得胖胖的，一臉忠厚，不愛說話，見到人總是滿臉是笑。

剛到小鎮時，我只有周玉喜一個玩伴，除了上學的時間，放學之后也找他一起玩。由于和他在一起玩的時間太長，以至于他不能幫家里做家務，曾經被他的母親數落過多次。我也只好減少去他家里的次數，但是，上學的時候，我們依然可以有許多時間在一起玩。他知道許多我不知道的事情，特別是發生在鄉村的事情。他會講許多的“鬼”故事，我聽了之后非常害怕，以至于晚上都不敢出門，有時候還會被噩夢驚醒。即使這樣，我還是想聽他講各種各樣的“鬼”故事。假期是我們最快樂的日子，我們一起去河里游泳，一起捉魚摸蝦，一起去麥田里偷吃剛成熟的豌豆，去紅薯地里偷紅薯，也去捅鳥窩和馬蜂窩。

周玉喜有個舅舅在城里工作，他有個表哥長得高高瘦瘦，當時已經上高中，他的書房里有著幾百本的“小人書”以及各類小說雜志等。在一個暑假里，我們從他表哥那里借閱了幾乎所有的圖書和小說雜志，如獲至寶般的心情一直陪伴著我們四十多天時間。

1974年春，我家搬去更偏遠的鄉下，盡管距離小鎮只有四、五公里，但是，在沒有公路又沒有公共交通工具，甚至連自行車都沒有的情況下，四、五公里也是很遠的距離。盡管我和周玉喜見面的機會少了，但是，他仍然惦記著我。他總是會將他得到的最新的“小人書”和小說雜志托人帶給我，我偶爾隨父母到小鎮趕集也會抽空到他的家里，互相聊對方不知道的事情，翻看沒有看過的圖書。1976年春，我家又搬回小鎮，住在小鎮北頭的中學里，我們又能夠經常在一起玩，一起看書，聊彼此都有興趣的話題。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小鎮上也開始“防震”，各家各戶都蓋起了簡易防震棚。“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們根本沒把地震當一回事，彼此兩家的防震棚成了我們共同的樂園。我們在防震棚里看書并討論故事情節，忘掉了身邊的世界，也幾乎忘掉了我們自己。

周玉喜是個聰明且愛鉆研的人，他總能夠利用身邊的一些東西搞出一兩項“發明”，這一切都讓我大吃一驚，同時也讓我對他敬佩的五體投地。

年齡比我大幾歲的他還經常帶我去周邊的不同鄉鎮看露天電影，幾乎每一次都是步行，有時候，要步行至十幾公里以外的地方，我們還是不辭辛苦地前去。看完電影之后往往已是午夜時分，但是，我們還是興奮地一邊往回走，一邊討論電影中的情節，疲憊和勞累早已經被拋到九霄云外。

我十一歲的時候已經上初中，周玉喜也上初中。他的三哥恰好也在中學里當生物代課教師。1978年，他的三哥考上農校離開小鎮到省城上學，離開的時候非常誠懇地鼓勵我們努力學習爭取能考上城里的學校。可是，當時的小鎮中學師資力量卻越來越差，“文革”時期被“發配”來的老師自1976年之后都陸續調回城里，學校分配來的“工農兵學員”出身的教師教學水平又參差不齊，學生們盡管都非常刻苦用功，但是，距離考上中專乃至更高的學府都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可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周玉喜并沒有對考上中專或者更好的學校抱很大的希望，初三畢業之后就沒有繼續上高中，而是做了小鎮供銷社的售貨員。而這個時候，我家搬離了小鎮，去了遙遠的城市。我在城里繼續讀高中，由于學業緊張，又沒有其他通訊工具，只能通過書信和周玉喜保持著聯系。

不知道什么原因，后來聯系一度中斷數年，直到我畢業工作之后的某一天我才重新和他恢復聯系。

在一次出差的火車上，我遇見了他在阜陽師范學院上學的妹妹。他的這個妹妹叫周玉林，從小我就認識她。這次她恰好放假回家和我偶遇在火車上，從她的口中，我知道了他的一些情況。他結婚了，也有了孩子，只是換了工作單位，去了鎮政府所在地的食品站工作。

我們又恢復了聯系，可能是家庭和工作上的煩心事越來越多，我們之間的通信越來越少，以至于后來又中斷了聯系。

進入2000年代以后，我又斷斷續續知道他的一些消息。他曾經工作的單位破產倒閉了，他成了下崗工人。他也曾經到上海以及“長三角”的一些城市去打工，可能都不是很順心，做了幾年之后就又回到鎮上，開了一個銷售摩托車的門市部，維持日常生活。

2008年奧運會即將舉行的時候，我盛邀他到北京玩玩。他和他的一個親戚一同前來，我帶著他們參觀了奧運場館以及奧林匹克公園，并且希望他們多住幾天，看幾場比賽再回去。可能是放不下家里的生意，只在北京呆了三、四天，他就要回去。我理解他，也只好依依別去，并囑咐他下次帶上家人一同前來。

他回去之后繼續忙他的生意，一直沒有能再來。盡管沒有再見面，但是，彼此依舊掛念，每逢重大節日，我們總會發短信互致問候。有時候，我因寫作回憶兒時的人或事情的時候，偶爾記不起人名或地名，也會打電話去詢問核實，這個時候的我們就又回到了我們的少兒時代。

他的父親“老周”幾年前去世，他的母親“老陳”已近90高齡，仍然健在，和他生活在一起。他的三哥一直在省農業廳工作，也曾短暫到縣里掛職副縣長，后又回到農業廳，也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齡。

今年春節前，他忽然打來電話，問我有沒有時間到他家里做客。告訴我，他已經做了外公。我愣了一下之后不禁感嘆時光的流逝。是啊，對于一個生活在淮河北岸小鎮的人們來說，他這個年齡的人早就該有第三代了！而我們相識也差不多四十多年了。

這讓我想起在學生時代誦讀過的毛澤東主席的詩篇——《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中的句子：“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當時讀到這個句子的時候，沒有什么太多感受，今天想起，我頓然感覺到了時光的流逝以及時間的無情。

我又想起我們的少兒時代和我們的友誼。我們都珍視我們的友誼，因為，我們的友誼是從少兒時代走來，因為，它純凈，它美好，它蘊含著真情，它沒有任何功利。

我多希望我們的時代能夠多一份純凈，多一份美好，多一份真情，少一點功利。我也希望我兒時的玩伴能夠健康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