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任貽升

臘八節一過，春節瞬間來到眼前。雖說隨著新時代的迅速發展、物質的極大豐富，沖淡了傳統的年味兒，但作為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傳統節日，春節還是當仁不讓成為我們一年一度家庭團聚最隆重的節日。特別是對成長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過生活困難時期的這一代人來講，過年已經不是簡單的吃、玩、穿了，更多的是對過往的一種留戀、一種特殊的情結。

回想起兒時過年，最讓我糾結難忘的就是父母熬紅薯糖的情景。兒時的皖北農村物質匱乏，經濟拮據，平時很少能吃上白面饃，也只有過年才能改善一下生活，更別說吃糖了。因此，熬制紅薯糖與炸焦葉子是每家過年必不可少的項目，這兩樣東西既是過年招待親戚來客的最好禮物，更是滿足孩子們打打牙祭的奢侈食品。現在，雖說我已過知天命之年，對過年也不再那么地向往與留戀，但兒時過年父母熬紅薯糖的情景歷歷在目，時至今日，那綿軟的“甜”仍在我的舌尖上揮之不去。

小時候，紅薯是很重要的農作物，家家戶戶種紅薯。收獲的紅薯除了窖藏以外，就是曬紅薯片，作為過冬主食，整個冬季家里就是靠煮紅薯和紅薯面窩頭過日子。“紅薯湯、紅薯饃，離了紅薯不能活”，“鍋鍋頭就辣椒，越吃越添膘”。這些順口溜充分說明了紅薯在當時的特殊地位。也許就是在那樣一個到處都是紅薯的年代，聰明的勞動人民才想到了熬紅薯糖吧。

記憶中，每年熬紅薯糖的時間大都在臘月二十前后。因此，過臘八，母親就開始張羅著做熬糖的前期準備——生大麥芽。母親挑選一些顆粒飽滿的大麥用清水浸泡后，放在筐頭子里蓋上面紗布生大麥芽，由于冬天天冷，在不做飯的時候，母親總是把盛大麥芽的筐頭子放在鍋里加溫，每天往筐頭里面灑上一些水。半個月左右，大麥芽長到一寸多高，就可以熬紅薯糖了。熬糖時，母親首先挑揀上好的紅薯，洗凈、剁塊，添上水，煮上滿滿的一鍋。等紅薯熟透了，用搟面杖把一鍋的熟紅薯攪拌成紅薯泥，再把根系長到了一起的麥芽餅切碎，撒到鍋里紅薯泥的上面，然后再用搟面杖攪拌均勻。說來也怪，稠糊糊的紅薯泥一遇到了大麥芽，便發生了奇妙變化，頃刻間就滲出了泛著青黃色的糖水。

擠壓紅薯泥里的汁液俗稱“洗糖水”，這道工序是個不折不扣的力氣活，主要靠手腕的力量。在母親攪拌紅薯泥時，父親就把案板一頭墊高，在低的那頭的下面放上一個大盆，早已做好出力的準備。父親把事先縫好的棉布袋子放在案板上，并把棉布袋子口打開，母親則用勺子把鍋里冒著熱氣而燙手的紅薯泥舀進袋子里，每次灌滿大半袋子，父親一手攥住袋口，一手用力擠壓，隨著口袋由圓變扁，紅薯的糖水從布袋里一點一滴地滲出來了，積少成多后順勢流到了下面的大盆里。此道工序費時費力，一次次循環反復，直至把一大鍋紅薯泥的糖水全部擠壓出來。

接下來，到了制作紅薯糖最關鍵的熬制環節。熬紅薯糖是個技術活，時間長短，火候把握，全憑多年積累的經驗。母親用葫蘆瓢將大盆里的糖水舀入鍋里，先用猛火急燒，待鍋里的水分蒸發得差不多了，再釜底抽薪改用小火慢慢熬制，邊熬邊用勺子不停攪動，此舉既可加快水分蒸發，亦可防止粘鍋坐底，同時，時不時地用筷子沾點糖水看看稀稠，直到糖水粘在筷子上不往下滴了，才算熬制完畢。每次糖稀快要熬好時，我與姐弟們則手里緊緊攥著幾根高粱莛兒，等著把熬成后的糖稀纏在高粱莛兒上吃，母親也總是第一時間從我們手中接過高粱莛兒，一根根纏滿散發著溫熱氣息的糖稀，讓孩子們第一時間飽飽口福，此時低矮窄小的灶房內別有一番暖意融融的感覺。

隨后，母親在案板上放上厚厚的一層面粉，把熬好的糖稀倒在面粉上，讓它冷卻，等完全涼了以后，糖稀變成了糖坨，母親就把糖坨放進面缸里。等到臘月二十八前后，母親對糖坨進行二次加工，糖坨化成糖稀，把大部分糖稀與焙熟過的面粉一層層疊起來，用刀切成條，再擰成小麻花狀，做成面糖；少部分糖稀與炒熟的芝麻、花生在一起做成芝麻糖。就這樣，父母親精心熬制出的紅薯糖，香甜了我兒時過年的時光，直到一九八六年我參軍離開家。

每到年關，父母親當年熬糖時的溫馨場景，總在我腦海回蕩，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時間的沉淀，越來越濃…… 現在，父親已逝多年，母親也步入耄耋之年，我再也沒有機會吃到父母親自制、純粹原味的紅薯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