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冬青

父親出生在遼寧省法庫縣一個叫楊家溝的窮山溝，雖幼年喪父，家境貧寒，但奶奶的疼愛和家鄉的山水孕育了他剛毅、正直、質樸、溫和、善良的品格。為了生活，15歲的父親遠離家鄉，到烏蘭浩特的皮鋪做學徒。17歲，投身到推翻蔣家王朝的解放軍中當了一名騎兵，為解放天下的勞苦大眾揮刀立馬，浴血廝殺。后來因傷病回到了烏蘭浩特，并在那里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著全國解放的隆隆炮聲，父親考進了內蒙古東部區文工團，開始了文藝工作的生涯。1950年，父親來到美麗的呼倫貝爾，那里成了他青春的驛站。大草原原始蒼茫的自然風光，博大厚重的文化底蘊，勤奮憨直的民族精神把父親追求的事業與熾熱的情懷緊緊地融鑄在一起。他在舞臺上，吹大號、拉小提琴、演話劇，呼倫貝爾成了父親展現青春芳華和藝術生命的大舞臺。

伴隨著新中國建設的步伐，父親聽從黨的召喚，1957年從呼倫貝爾來到原哲里木盟，承擔起組建文化工作團的重任。1958年，30出頭的父親出任哲里木盟文化工作團團長。

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父親一心撲在文工團的工作上，經過父親和同仁們的共同努力僅用了兩三年的時間，哲盟文工團初具規模，其成員從1958年的18人發展到1961年的38人。據1961年哲里木報記載：年青的哲盟文工團是從內蒙古文藝隊伍的花壇中生長出來的一枝茁壯的幼苗，現已成為全盟文化戰線上的先驅，他們的工作成績卓著。兩年來，他們的足跡踏遍科爾沁草原，共演出181場，觀眾達19萬余人，其中上山下鄉演出129場，觀眾達125000多人。在我兒時的記憶里，父親總是沒日沒夜地工作，指揮演員排練、走臺、商討劇本，根本顧不上我們，我們家永遠是他的第二辦公室。你經常對演員們說：“觀眾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的節目質量要對得起觀眾”。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一臺臺精彩的節目在通遼上演，產生了不小的反響，其中話劇《活捉羅根元》《照相那天》、舞蹈《畫中人》、安代《西拉木倫兩岸》，德力格爾的民歌獨唱，翟文斌的表演唱都很受老百姓的歡迎，那些經典演出都留在人們的記憶里。父親把團里的演員看做自己的親人，演員們有話也愿意和楊大哥說，有了困難就找楊大哥幫忙，把我們家當成自己的家。1960年，一位年青演奏員因為吃不飽飯餓得直哭，想回家不干了，父親就從家里拿來高粱面餅給他吃。在大家的幫助下，這位演奏員最終堅持下來，并在多年后成長為著名的演奏家。

父親對演員的要求高，重視演員的藝德修養，他常說：“戲比天大，舞臺上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一大批優秀青年演員被吸收進文工團，如張振宇、齊凌、金敬愛、劉香勤、張麗賢等，后來都成長為通遼歌舞團的臺柱子和有影響力的藝術家，他們的表演給通遼老百姓留下了難忘的藝術形象。

那些年父親不僅培養文藝新人，而且在舞臺上塑造過很多深入人心的形象，如歌劇《劉三姐》里的莫懷仁，話劇《紅巖》里的許云峰，話劇《迎春花》里的曹振德，觀眾們被他樸素的表演風格所征服，他被人們戲稱為通遼的“話劇皇帝”。

天有不測風云，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因為直言父親惹怒了某些領導，于是幾頂大帽子把他從事業頂峰推了下來，苦悶的父親常常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家人擔心他熬壞了身體，可父親卻說：“早晚有一天，歷史會證明我是正確的。”

1966年，父親被打成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代表，關進牛棚，受盡毒打和摧殘，一只耳朵被打聾，落下了終身殘疾。可父親的意志沒有跨掉，對黨的信心沒有垮掉，他對一起被關押的同志們說：“誰讓我是共產黨員呢，我們要經得住歷史的考驗。”

文革后期，父親被發配到通遼商業系統，當了七年的飲服公司經理，他說“只要讓我為黨工作，賣醬油也行。”即便是在不熟悉的崗位，父親也把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1977年，壓在父親身上的不實之詞終于被推翻，他先后出任哲盟歌舞團團長和哲盟話劇團團長。此時，父親已過知天命之年，仍然像年青的時候一樣加班加點工作，腳本、訓練、排演、服裝、燈光、音響、布景、舞臺、前臺售票聯絡……有時和演員半夜走臺整夜不回家。父親瘦了，可是哲盟話劇團成長起來了，一大批優秀話劇被推上了舞臺，《于無聲處》《救救她》《雷雨》《臺灣劍客》《紅鼻子》《三駿馬》……好戲連臺，讓通遼的老百姓盡享文化盛宴，過足了話劇癮。

父親重視劇本的創作，常說“創作是藝術團體的生命線”。遇到好的本子，父親和編劇在家里炒幾個小菜，燙上一壺酒可以嘮到天亮。父親也登臺演出，出演《臺灣劍客》里的主角，直到累得犯了心臟病，險些丟了性命。我們知道，父親是要把有限的生命奉獻給最熱愛的文藝事業，在有生之年為黨多做點工作。父親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什么是敬業，愛崗，什么叫做熱愛。

和老戰友相聚是父親最快樂的時候，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呼盟的著名作曲家那日松，舞蹈家唐國u，話劇家郭純，作家馮國仁，指揮家陳占柱都曾到我家做客，幾個小菜，一壺老酒，聊起往事，幾位老戰友開懷暢飲，聊到高興處有人哼唱起草原民歌，有人翩翩起舞，沉浸在幸福中的父親和叔伯們，教會我什么叫戰友情。

父親非常節儉，身上的衣服過的去就行。“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這是他常說的話。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們家的主要家具是父親從呼倫貝爾帶回來的兩只虎紋木箱子和一張從烏蘭浩特帶回來的炕桌。1964年，父親用幾年的積蓄買了一輛自行車。此后，這臺自行車便成了歌舞團的公用車。父親常說，“還有比我們更困難的人家，想想他們，咱們也就知足了。”

父親經常教育我們不能忘本，不能忘記他是從窮山溝走出來的孩子。父親收入不高，既要撫養我們兄弟姐妹，還要給奶奶寄去錢、糧票、衣物，一有機會就帶我們回老家看望奶奶，父親又教會了我們孝順和感恩。

父親的文化起點不高，卻非常重視學習和積累。1953年，在內蒙黨校學習的兩年，父親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虛心向有文化的人請教，民族大學中文系的曾廣裕教授、閻成教授都是父親的朋友，幾個人一些研究劇本，探索文藝理論問題。在父親的書櫥里有大量的專業書籍，像《斯坦尼斯拉夫全集》《紅樓夢》《莎士比亞全集》和一些小說、傳記。父親說：“人要活到老，學到老。”

1985年，話劇團撤銷，父親分配到藝研所工作，可是仍然不閑著。1990年，應電視臺張振宇導演的邀請，參加了《古柳》《馬背觀音》等眾多電視短劇的拍攝。后來，父親又在通遼市老年藝術團擔任首任團長，并在1999年10月，全盟“夕陽紅歌詠大賽”中獲得很多獎項，讓藝術團的演員們找回了青春和價值。

父親為通遼文藝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曾想寫一寫他的事跡，可他卻說：“我們就是普通人，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很多事都是大家做的，不能只宣傳我一個人。”父親的謙遜和不求回報、不求名利的高尚情操成了留給我們的一筆寶貴財富。

靜靜的夜晚，在明亮的燈光下，父親蹲下身子細致耐心地為母親修腳，這是多么溫馨的畫面。父親和母親相親相愛了一輩子，非常時期他們共患難，不離不棄。晚年的父親耳聾越發嚴重，視力下降，母親就成了他的傳聲筒和助聽器，每天看著父親吃飯、吃藥，把父親當孩子一樣照顧，老倆口扶持著走進暮年。家里的兒孫們在二老的影響下都很有出息，很孝順，每次從外地回來都會買些急需的藥品、物品孝敬二老。

與病魔抗爭了6年多，在父親生命最后的時刻，仍然關心國家大事，關注文藝戰線的變化。聽說報紙上發表了國家關于文藝體制改革的消息時，父親讓我大聲念給他聽。父親不記得剛剛吃過幾粒藥，卻將當年參加解放戰爭中的戰斗場景記得清清楚楚，他記得每一次和戰友們為新中國沖鋒陷陣。

如今，父親累了，也許是天堂里歌舞團、話劇團的老戰友們在呼喚他，也許是戰爭中犧牲的戰友們在盼著與他相聚……4天4夜的全力搶救，父親最終還是安詳地走了，從此再也沒有父親的身影，只有音容笑貌鐫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