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觀看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時,感受最深的是祖國的日益強大,這讓我禁不住想起了父親那一代人的精神節操和難忘的履歷。
父親叫張自如,聽大姑說,父親民國15年(1926)出生于石泉縣大壩西子坪,民國21年家里遭當地地主敲了釘錘(訛詐錢財),我們惹不起只有躲,爺爺奶奶帶著6歲的父親,一家老小8口人從大壩逃到漢陰縣酒店埡,在白楊林買下兩間破舊的土屋,又在旁邊搭了間茅草屋安頓下來。
民國29年中秋節這天一大早,爺爺張申甲把父親叫到跟前說:滿崽呀,躲了這么久,今天你就不躲了,這半個月來,鄉長、保長已經來了三次了,說是我們再不把你交給他們去當兵,就要叫我們家破人亡,看來是躲不過去了,你媽炒了兩個菜,一會吃了飯你就跟李保長他們走算了,到了部隊聽長官的話好好干。父親淚流滿面,說不想去。爺爺說:聽說現在當兵是去打日本鬼子,這外國人欺侮我們中國人,要說也應該去。你大哥五年前害病死了,你二哥三年前拉了壯丁,去年外頭捎信回來說打仗也打死了,你三哥呢是個瞎子,我們只要勤扒苦做,家里總能過下去。唉!要不是沒辦法,我也舍不得讓你走哇。就這樣,父親在他14歲那年的中秋節被拉壯丁當了兵。
父親是1954年從部隊復員回到老家白楊大隊的,當大隊會計兼二隊的保管和計分員。1956年2月,30歲的父親與母親結婚,1958年修觀音河水庫時,實行軍事化管理,父親任連長,帶領鄉親修了一年多水庫,1960年回到生產隊繼續擔任保管和記分員直到1982年包產到戶。在那個年代,保管員和記分員是很重要的崗位,父親在這個崗位一干就是二十七八年,這么多年里,父親沒有搞過一次特殊,從未出過一次差錯。
記得才幾歲的我,特別頑皮,沒有玩具,我翻箱倒柜發現衣柜抽屜最里邊放著三個紀念章,就偷拿出來玩,我還不識字,上了初中的大哥指著字說:這是淮海戰役紀念章,這是華北解放紀念章,這一塊是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紀念章,你耍一下趕緊放回去,要是弄丟了就挨打。紀念章是我們那時最好的玩具,我經常偷出來玩,向小朋友們炫耀。多少年過去了,現在家里只剩下兩枚了,淮海戰役紀念章不知啥時候被我們玩丟了。
那時父親有一件黃土色的羊皮大襖,銅扣子足有小雞蛋大,還是雙排的,這羊皮大襖的里子是長長的綿羊毛,用手摸著特別暖和,全大隊只有我家有。冬天睡覺,母親就把羊皮大襖給我們蓋在床上,到學校或是生產隊看露天電影的時候,父親就穿上羊皮大襖,待我們要睡著的時候,父親就用羊皮大襖把我們抱在懷里,讓我們睡得香甜。
父親一直保持著打綁腿的習慣,最早用的是從部隊帶回來的泥土黃那種綁腿,后來破爛得用不成了,母親用舊衣褲給他接了兩個綁腿布,我總覺得怪怪的,就問他:爹,你為啥要綁腿?爹說:綁習慣了,綁著腿有勁。
在我小時候,每到青黃不接,生產隊就會把還沒長大的洋芋挖出來按人口分給各戶來接上口糧;這時候,每家都眼睜睜地盼望著能分到稍顯大一點的洋芋。而那時,爺爺奶奶已經過世,大姑小姑也已出嫁,我家五口人,父親負責稱稱分洋芋,每次父親都是讓別人家先分,我家后分,要是有哪一個五口人家的覺得自己的洋芋小了,父親總會說一句,要不你跟我的調一下,而那戶看看我家分的洋芋,總會搖搖頭:算了,還不如我這個呢!我曾經問父親,為啥我家要后分,父親說:我是保管,就要后分,只要分的大家沒意見就行了。
父親是黨員,每逢大隊黨支部開會,不管別人帶不帶干糧,每次父親總是從家里帶上糧食和蔬菜去搭伙,從不白吃公家的。公社的領導也曾動員父親到大隊當負責人,父親說,我只念了兩年書,文化程度低,我怕當不好,就在隊上吧。
夏天太熱,父親偶爾會光著上身乘涼,端起那個印有“保衛祖國、保衛和平”紅字的搪瓷缸子喝水,我們小孩看到父親腰間有一個指頭蛋大的窩,就老愛用小手去摸,父親總是讓我們玩一會然后把我們的小手拿開。
為了供我們上學,父親和母親白天夜晚都辛勤勞作,父親很少說話,累了就默默抽袋旱煙。我很少看到父親快樂的樣子,只有1982年包產到戶時,父親好像比較開心,他說這一下子,大家應該都能吃飽飯了。1986年我初中畢業考上了安師,成為全鄉第一個中專生時,我看到父親露出了開心的笑容,也就是在那一次,父親陪著到我家恭喜的村干部喝了不少酒,送走村干部,父親已是醉意朦朧……
趁著父親高興,我問起他當兵的事情,父親終于打開了話匣子:他說他總共當了14年兵,在國民黨部隊里是6年,共產黨部隊里8年。前5年主要是抗日打鬼子,第六年搞內戰,大家都不想打,民國35年秋天,在部隊首長的帶領下,父親加入了共產黨部隊,隨后參加了解放石家莊戰斗和淮海戰役,在淮海戰役中榮立三等功,1949年春天,父親光榮入黨了,擔任班長。
最值得父親自豪的是1949年10月1日,父親和他的戰友參加了開國大典的閱兵式,步兵方陣從天安門前威武雄壯地走過,接受毛主席、朱德總司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我問他,方陣離天安門有好遠。父親說,比這到對門堰坎那還遠點。
建國后,父親所在部隊駐扎天津,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1950年8月,父親隨部隊跨過鴨綠江,那仗打得特別慘烈。父親說,去時我們一個排36個人,回國時就只剩下9個人了,去的時候我是班長,回來時是代理排長,部隊給我們記了集體二等功。我負了幾次傷,小腿也被子彈打穿了,幸好沒傷到骨頭,腰也被子彈打了,還好我命大,這子彈打進我腰里兩公分,衛生員就用手術刀把它從腰上取下來,好了后,就留下了一個窩。我問父親,死的那些人呢?父親說,就埋在朝鮮了。我問父親,您的事您咋不說?回來后您怎么沒工作呢?父親說:有啥可說的,復員是毛主席黨中央下的命令,那么多的人都犧牲了,我能活著回來,這是多大的福氣!再說,國家那時正困難,哪需要那么多的干部,我又沒啥文化,都當干部,哪個來種糧食?
后來,我再問他當兵的一些事,想做一些記錄和整理,父親就不說了,只說,我是一個黨員,過去的事你就不要多問了,現在,你只要好好學習就行了。也就是這時候,國家的優撫政策下來了,民政上每月給父親發優撫金,到“七一”前夕或是春節,慰問解放前入黨的老黨員時,平梁區委和酒店鄉黨委就會慰問父親。
為了送我上安師,父親和母親商量,毅然賣掉了家里最值錢的那頭大牛。1989年我中師畢業回到家鄉教書,家里的條件逐漸好了一點,但父親的身體條件卻每況愈下,吃飯都老冒汗。那是1996年秋,有一天下雨,父親從屋后上山干活,不小心摔倒在了溝坎下,摔斷了腿,也傷了內臟,我那時在西安脫產進修,急忙趕回來給父親救治,但沒過多久,70歲的父親終因傷勢過重永遠地離開了我們。記得離開時父親別的什么都沒說,只對我說:“家里就你一個人吃公家飯,一定要好好工作,要對得起家鄉和組織啊!”。
那時年輕的我,對父親的離去,除了悲傷之外,好像并沒覺得有什么。后來,我自己做了父親,走上了工作管理崗位,學習了我們黨的歷史,知道了無數革命先輩們的光輝事跡后,才真正懂了父愛,懂了父親一生的艱辛不易,以及對我寄予的無限希望和深切囑托,懂了父親的沉默、知止和感恩,懂了父親和父輩們的平凡與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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