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岑大明

從“魯院，我來了！”到“魯院，我走了！”其間經歷了23天。在這23天里，我那忙亂繁雜的生活終于靜下來、慢下來了，第一次對人生、對文學進行認真梳理、深入反思，在惶惑的歲月里，走過了一段極不尋常的尋路之旅！

一

2014年12月1日。應該是我茫茫人生中一個非常重要不應該忘記的時間節點，雖然雜亂的工作、紛繁的生活，讓大腦一片混沌，但幾個月過去了，我還是清晰地記得那一天。因為那一天，我的身份嘩然一變，成為全國少數民族作家之一，就像全國所有學生都向往北大清華、所有干部都向往中央黨校那樣，我跨入幾乎所有作家都向往的圣殿——魯迅文學院，參加第十五期全國少數民族作家班培訓。

這天傍晚，從北京西站出站口出來，嗖嗖的北風，在零下十多度的空氣里穿梭，狠狠地刮在臉上、手上，無形的刀刃劃破肌膚刻在骨上，兩只裸露在外的耳朵似乎不再屬于自己。我拖著沉重的行李箱，踩著冰碴咔嚓咔嚓地走在冰冷的大街上，霧霾籠罩了天空，一片灰蒙、一片迷茫，我像個迷路的孩子，分不清東西南北。

北京的街，一條像一條，很寬，也很直，我戴上380度眼鏡，一眼就看到了前面軍事博物館地鐵站的藍色標志。看起來很近，可是走起來卻很遠。拉著行李箱的手被寒風吻得失去了知覺，雙腿也沉得如鉛。一路上，茫然的我不停地追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

我當然清楚我是誰！一個骨子里容不下半個酒分子的山里漢子。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師范畢業那陣，分配到一個叫“巧嶺”的山村小學教書。這是龍頭大山的一條支脈、一座比較高的山嶺，群山綿延，從山嶺下的龍山鎮爬到山上的巧嶺小學，約莫兩個小時，這里不是最高，上面還有“云上”“欄天門”呢。

因在重山峻嶺的懷抱，不通電、沒有電視，這里的“酒風”保存得非常完好，喝酒當然也成了男人們打發時光最常用最有效的娛樂方式。學校是清一色的男老師，他們來得比我早，年歲也比我長，故然酒量比我大得多。放學后，大家輪流坐莊，提著五公斤的塑料壺到附近的農戶家買來“包谷燒”，拉開凳子，就開始“玩酒”。

“玩酒”倒是很好玩，但我酒量太小，經不起玩，都沒怎么玩，就玩廢了，頭昏眼花，吐得肝腸欲斷。玩不起酒，當不了酒仙，又沒有別的玩法，我只有對著山里靜寂的夜空做夢——當作家！于是，拿起筆胡亂地寫寫畫畫，寫見聞、寫心得、寫感受，寫出一篇篇“散文”（散亂的文章），居然被報刊看中變成了鉛字，也就點燃了激情，在孤獨中踏上了追逐文學夢想的山路……

這是一條現實與虛擬、真實與虛幻交織的路。我是凡人，根本無法擺脫油鹽柴米、房子車子等等這些低級物質化需求，但我又不甘于只做物質化的凡人，希望自己在基本滿足物質需求的同時，保持那么一點點精神層面的追求，在物質緊裹的現實里，保持“抬頭”的姿勢，在心里留下一片星光閃爍的星空！

踏著現實的泥土，仰望天上的星星，一路艱難、磕磕碰碰摸索而來，在現實面前，文學被我人為地脫掉了外衣，只剩下文字了，新聞、公文便是如此。我用“文字”作為敲門磚，敲開了一扇扇山門，從莽莽群山的最里層，一層一層地往外敲，從山村、到鎮上、進縣城、到州府，從教師到公務員，從辦事員到科員、到副科、到正科、到副縣……

因為憑借文字闖山，文學被我有意或者無奈地虛化了、淡化了，甚至脫離了當初原生態的追夢初衷，只好在現實與虛幻之間、“文字”與“文學”之間尋找一種全新的結合。于是，一種叫紀實文學的文體，成了我業余寫作的追求。不用追問是偶然還是必然，總之一篇篇數百萬字的紀實作品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還被《讀者》轉載，特別是千字千元的酬勞，讓我感到了某種滿足，這無疑分散了追求“純文學”的不少心力。

特別是后來一不小心涉足深不可測的仕途之后，就被沒完沒了、可有可無、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事務糾纏得脫不開身、分不開心，文學只能被小心翼翼地安放在心靈的角落里，等白天忙完了雜亂紛繁的“公事”，回到家里小睡片刻，將大腦格式化后，一盞清燈，一杯清茶，伴著月影清風，獨耕那塊純凈的方田……

就這樣，在與文學難舍難分，捏又怕死、放又怕飛的糾葛中一路走來，仕途寸步難行，文學也沒做好，惶惶中雖然成了省州作協會員，成了圈內的作家，但我深知自己與作家的差距還很遙遠，自己這單薄身子還沒有實力承擔起作家這個時代賦予的使命，充其量是個文學愛好者。

此行的目的地是魯迅文學院（簡稱魯院），在此之前，我做夢都沒想過會與魯院結緣。機緣來得如此之快，出發又是那么匆忙，剛把一堆公文殺青，就出來了，根本沒有想過到魯院干什么，為何而來，直到走出北京西站，從軍事博物館乘上一號地鐵，到建國門轉乘2號線，到朝陽門換乘6號線，到十里堡下站，仍覺得自己是個趕路人，大腦一片茫然。

走出地鐵，北京城已是華燈初上、萬家燈火。在凄冷的寒風中瑟縮一路向南，終于在昏黃的路燈下找到了八里莊南里27號——個夾在眾多高樓中間的小院子。這就是無數作家向往的魯院！

推進那扇虛掩的鐵門，我在心里輕聲地念叨：“魯院，我來了！”于是瑟縮著邁進了魯院的大門。

二

這里是魯院老校區，占地不過四五畝，一進門有一塊百余平米的水泥空地，是學員早晚活動的場所，水泥空地兩旁栽種有各種花草，春夏之季一定開得很繁茂。我來的時候是嚴冬，花草都凋謝了，整個小花園只有一株紅玫瑰在傲寒綻放，像一束燃燒的火苗，給人以無限遐想。這是點燃文學夢想的火苗嗎？

再往里走，就是一高一低的兩棟建筑，左低右高。左邊的建筑只有上下兩層，底層是學員餐廳，上層是老師的辦公室；右邊的建筑雖說是高樓，但也只是五六層的樓房，是學員宿舍和教室，學員就在這里學習和生活。這一切，就構成了魯院。

入眼能看到的，如果遺漏了點什么，那就是一道不高不矮的圍墻將魯院與鬧市隔開，在鬧市中保留了一塊難得的靜土，墻外是生活，墻內是文學。這也許是全國學院中最小的學院了，但卻是文學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學院，包括莫言在內的許多文學大師，都曾在這小院子里學習、創作，從這里走向文壇。

推開303室，一張床、一張椅子、一臺電腦、一個衣柜、一個衛生間，除了拖鞋以外，宿舍里的一切都是單的，包括我。多好的學習生活環境呀！工作人員把門卡交給我時說，往后23天，你就是這里的主人，這里就是你的家！一種溫曖驅散了全身的寒冷。是呀，這就是家，文學的家！也許在這里才能感受到文學的氣息！

我不知道這個房間曾住過哪些文學前輩，他們會留下多少文學的仙氣或者文學的種子！但我對“303”這個房號情有獨鐘，有一種特殊的情愫，我甚至覺得這是對我文學之路的解讀——我從山里來到魯院，相當于零起點，從哪里來最后回哪里去。

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對魯院并不十分了解，我是在茫然人生中甚至是抱著“休假”的心態走進魯院的。直到12月2日開班典禮之后的學前教育，常務副院長李一鳴關于“三個特殊”的講話，讓我疲憊困倦的心漸漸地復蘇了。

李副院長講話充滿著激情，充滿著詩意。他說，這是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后、文學迎來了又一個春天的大好時機舉辦的第一個少數民族作家培訓班，23個民族的50多名作家從全國各地向魯院匯集，承擔著中華民族文化基因傳承這一特殊使命，大家要奮發有為，不負重望。

他說，魯院是一所特殊的學院，是文學的殿堂和搖籃，魯院培養了作家，作家造就了魯院，大家來到魯院，是一段特殊的人生旅程。學習是寫作的最好準備，寫作是學習的最好老師，大家可以靜心地讀書、寫作、思考，可以感受多民族文化的精彩，留下成長的記憶、文化的記憶、人生的記憶。

往后的每一堂課，我都會在老師的引領下走入一個全新的境界，讓人有種豁然開朗、云開霧散的感覺。我無數次情不自禁地感慨，自己來魯院來得太晚了，過去自己根本沒有真正弄懂什么是文學，也不知道文學的路在哪里，自己的寫作純粹是一種盲從，或者說是跟著感覺走。如果早來魯院，也許追夢的路會直一些近一些。

中央黨校周明教授把看似枯燥的課題《為深層次全方位改革創造文化條件》講得入心入腦，將我引入了文化的深層內核。他告訴我，文化彌散性地滲透在人類文明的每個細胞中，它是文明的有機整體，在關于心靈情感道德信仰的文化領域，往往不存在唯一真理，最需要運用復雜性思維去認識，作家要培養一種有機的文化思維，打開心靈、放寬胸襟、傾聽眾生。

李一鳴常務副院長用充滿詩意的語言把一堂《文學的哲學意蘊》的講課鋪展開來，讓我在詩一般的意境中明白了，沒有哲學的文學是荒蕪的，沒有哲學的人生是荒誕的，作家就是對宇宙的不停思考、對人生的不斷追問、對世界的深入認知、對自然的深度理解。

作品沒有新意，就是作家缺少對生活的發現，作家要善于從一個人們普遍意想不到的角度去調動人們的視角和情感，當人們還在沉浸于某一特定氛圍之中的時候，要學會超越那些暫時的、表面化的、情緒化的狀態，善于在現實與未來、現實與永恒之間搭建一座精神相通的橋梁——魯院原常務副院長成曾樾關于《發現與切入》的講課，同樣讓我茅塞頓開。

靜心地聆聽著每一堂課，就像荒蕪的心野下過一場春雨，感覺心空格外地清新、高遠。很早很早以前，在生命的底層埋下的文學種子，似乎在這場春雨的沐浴下，開始發芽了，我突然有了創作的沖動，似乎想把過去荒廢的時光搶回來。

三

我知道，文學創作需要激情和沖動，但是僅有激情和沖動是完全不夠的，比如，作為少數民族作家，我們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或者使命？我們的筆端應伸向哪里？在黔西南這塊土地上，怎么創作出“高峰”作品？在魯院的日子里，一靜下來，這些問題常常在夜里冒出來拷問，讓我難眠。

也許正趕上北京的嚴冬天氣的緣故吧，每天天還沒黑盡，魯院門前的八里莊雖然路燈亮著，但街上幾乎沒了行人，偶爾有幾輛車靜靜地開過，但沒有多少聲響。魯院的夜，靜靜地。喜歡喝酒的男學員，就三五人聚在一塊喝酒，喝高了會不時吼上幾句民歌，豐富一下單調的夜生活。女學員三五人聚在自己的房間，讀詩，夜也有詩意了。

我的酒量一直沒有長進，還是那樣經不起玩，而又沒有膽量進女生房間摻合讀詩。晚飯過后，我只能把自己關在房間里，開頭幾個夜晚趕寫《知音》編輯的約稿，還好，紀實文學《撲騰在同一條青春河》《烈焰舔過女兒花》在知音雜志同期刊發。往后，一到晚上，更多的時間就是靜靜地沉思，希望找到那一串問題的答案。

我覺得每個作家都應該有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責任。作家只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身上的使命，才會主動承擔作家的責任，才會有不竭的寫作動力！才會為文學不懈地追求和奮斗！創作的作品才會有生命力！入了省作協，應該算是省級作家了吧，可是這些年來，自己卻沒有正二八經地正視作家的使命，在漫無目的的文字里游離。“松散式”的寫作怎么能寫出深沉的作品呢？

作為布依族作家，應主動擔當起記錄、傳承、挖掘本民族優秀的民族文化的使命，守住本民族文化的根。一路走來的人生，自己貪念的東西太多，世俗的追逐欲舍不忍、欲罷不能，在一種近乎功利的忙碌中虛度年華。如今，45歲的年輪難道還能碾出仕途的大道？重新拾起手中的筆，拂去心內的雜念，勇于擔起作家的使命，余下的時光也許能夠或多或少地給人生留下點什么！

在45歲惶惑的歲月，我的人生就這樣在魯院重新定位。可是，追逐文學，前路依舊茫茫，自己手中的筆端伸向什么地方呢？長夜無語。突然想起白天劉亮程老師講的一句話：“文學就是從家鄉出發到達故鄉。”我終于明白了，像我這樣在文學上剛起步的所謂作家，就得從家鄉出發，把筆頭伸進家鄉的泥土、風情、草木、陽光、空氣里，讓家鄉漸漸變成眾人的故鄉。也許，這是一種使命，也是一種責任。

魯院的夜，除了靜還是靜。來到魯院，沒有了工作繁雜事務的紛擾，身處每個角落都充塞著文學氛圍的小院，靜靜的夜里，總會針對白天老師講課的某一句話延伸出一個個似乎難以找到答案的追問，讓自己冥思苦想，輾轉難眠。

那天，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白庚勝書記給我們輔導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到“高原”與“高峰”時，他語重心長地說：“高原就是西部，高峰就在高原！”此話，似乎正面回答了“有高原無高峰”的問題。往后，一連幾夜，我都在苦想一個問題，黔西南地處西部又處高原，“高峰”在哪里呢？

我知道，這不是一個容易找到答案的問題，也許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追尋都不一定找到通往“高峰”的路徑，但是它引發了我們思索的方向，我相信，“高峰”一定在高原上，在高原的“泥土”里，只要朝著這個方向去思考、去探尋、去努力，在文學求索的路上就可能會有“高峰”。如果連想都沒想，那“高峰”肯定不會出現。

23天的魯院經歷，對我來說就是一次人生尋路。在45歲這個布滿困惑、迷惘、不進則退的人生分水嶺，來到魯院，學習讓心靈凈化，思考讓眼前清晰，重新點燃了文學夢想的燈盞，重啟追夢人生，讓通往夕陽的路多一分激情、多一分希望、多一分向往，也許這樣，能再一次增強生命的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