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嬸本名叫于祖秀,1936年正月19日出生于鎮坪縣上竹鄉,1959年跟隨丈夫劉仁義一起到千家坪林場,開始了漫長而又艱苦的修路、植樹職業生涯。
山里風俗,女子出嫁后都在稱呼前冠以夫姓,又因大多數都沾親帶故,就有了王表嬸娘、李表伯娘諸如此類的稱謂。劉嬸身材高挑,有著運動員般結實的骨架。勞動時,休息間,她那一張飽滿紅潤的臉龐上總帶著微笑,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氣,別人都累得不愿動彈時她還在一群細伢子中間穿梭,不知何時娃娃們干脆取掉了“表”字,直呼她“劉嬸”了,久而久之于祖秀這個名字反而被人遺忘了。
1968年冬天,寒風刺骨,劉嬸從四岔河修路工地回蜂廠,取打炮眼用的鋼釬時,聽到板壁那邊有微微的呻吟聲,她透過壁縫朝里看,原來是本場職工夏季學,因成分不好被批斗,雙手反綁掛在屋梁柱子上,已是奄奄一息。劉嬸實在不相信,這個老成實在的人,能有什么反動行為,便悄悄進去把揣懷里的兩個燒洋芋喂給他吃了。返回工地的路上,寒風嗚嗚叫,劉嬸肚里也呱呱叫,又冷又餓的她緊緊握住鋼釬,不敢有絲毫松懈,因為一不小心就會摔倒,鋼釬也會瞬間凍結在地上。趕至修路工地時,鋼釬沒和地粘連,倒是和自己的雙手粘連上了,只能撕扯,那是切肉連著皮如刀刮般的痛,她咬牙堅持,還不能有絲毫饑餓的表現。有啥法,要是被人發現她那兩個作為午飯的燒洋芋給老夏吃了,是要挨批斗的。
劉叔是修路技術員,林區內的路都是他設計并指導施工,哪里填土方,哪里打炮,需要多少炸藥,多遠的里程,用一根筷子粗的短棍靠在大拇指上一比,眼一瞇,數據全出來了,劉叔也因此捆在工地上,年夜飯都在工地上吃,沒有絲毫空閑照料孩子,更不用說做家務活了,劉嬸只能工地、家里兩頭奔波,拉扯七個孩子。
劉嬸退休后,林場住房極度緊張,劉叔發揚千家坪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吃苦耐勞的優良傳統,從租住的危房里搬到場部空曠漆黑的廢舊會議室,劉嬸毫無怨言,每天照料一家人的一日兩餐,大兒的衣服穿舊了改給小兒,自己的衣服破了補了又補。劉叔晚年患下喉癌,脾氣極度暴躁,時常操著老家四川的口音吼叫,“日媽你個龜兒子的婆娘,你給老子滾回去!”,有時罵著罵著就用拳頭砸東西,有次我親眼見他把燒水壺砸得七歪八翹了,劉嬸知道他痛苦難熬,總是微笑著愛憐地安慰他。
1993年林場修建了簡易家屬院,每戶一個套間,二十多平方,一家老小雖然十分擁擠,卻仍其樂融融,不乏安居樂業的幸福快樂。可好景不長,那年秋天劉嬸在去鎮坪探親路上遭遇車禍,大腿股骨骨折,她在后人的照料下堅持康復鍛煉,大半年后又在買菜時滑倒,骨折處再次開裂,劉嬸再也不能獨自行動了,而骨子里要強的劉嬸無法安于現狀,撐著椅子的靠背慢慢試著挪動腳步,以后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里,那把椅子成了她不離不棄的伙伴。
但劉嬸從沒對生活失望過,她常常杵著椅子,在院子里空余地方種下幾窩洋芋、苞谷或者應急蔬菜,這時她的笑臉隨著春天泥土的氣息涌動升騰,洋溢成愉快的呼吸!劉嬸說“寸土寸糧,我們不能隨意浪費!”她的后人總是擔心,害怕她在勞作的時候再次摔倒,藏起了她的鋤頭。她便趁他們不在家的時候,杵著椅子慢慢踱到我家來借用,“劉嬸,您年紀大了,自己行走又不方便要吃啥,讓后人去買就是。”我也這樣勸她,她總是操著老家口音笑著說,“只有你這個丫頭哦,管它啥都要自己有啊,俗話說得好,千好萬好不如自己的好,后人買的畢竟是后人的!”我不能反駁劉嬸,因為她的話不無道理。
劉嬸是個宅不住又閑不住的人,地種完了,她會杵著椅子到村里去,有時候也會從上頭院子走到下頭院子,遠遠地傳來木頭敲打地面的悶音,都知道那是劉嬸來了,我會早早給她端一把椅子,放在院子里等著,和劉嬸一起曬太陽、聊家常,她講她們起五更睡半夜,去三十多里以外的地方搜集野生幼苗,栽植了正河埡兩岸那莽莽的林海,她還說“那地方以前是濕地呢,有次我們栽植華山松很晚才回場棚,好幾個娃子餓得哇哇叫,我們幾個婦女顧不得洗手,順手操起臉盆跑到前面濕地,翻開大草蔸,趕快用盆子接住,魚兒直蹦,很快就是滿滿一盆......”說到這里她眼睛笑瞇縫了,只留下眼尾一條線來。“哎,如今都栽成樹了,濕地全變成林海了!”隨之她便又長嘆起來。這時,老一輩千家坪人,風餐露宿、苦中作樂的勞動場面,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那段為“一林二路三電”而日戰夜攻、戰天斗地的情景,總能讓人在消極頹廢情緒中不斷反思,直到樂觀豁達起來。
田間勞作時,她會杵著椅子坐在路邊臺階上給你唱民歌,“正月里采花無花采,二月采花喲花正開,三月里桃花紅似海...”每當這時,她的笑顏就在那多皺的臉上蕩漾開來,疲勞和焦灼,不知何時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如今劉嬸走了,她這個宅不住的人在彌留之際,告誡后人將她的遺體宅著,等到疫情過后再安葬。而我最終因為疫情沒能和劉嬸見最后一面,疫情期間我在每一粒米和每一片菜葉的日子里,終于懂得了劉嬸那“寸土寸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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