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愛深深扎入腦海,有些愛畢生難忘。
母親離開人世已有十七年了。每當看到親手為她拍攝的照片,心中總涌現出無限的愁腸,但是那些愛沒有隨風而去。
上世紀四十年代,饑腸轆轆幾乎是每個普通老百姓都會遇到的最大現實問題。在我們家里也不例外。5歲那年,一個深秋的午后,家門口來了兩位向我們討水喝的莊戶人家,他們推著一小車糧食到博山換煤,來挨過即將到來的寒冬。
“大嫂子,能給俺們口水喝吧!”
“行啊,行啊。”
那個年代,討要水喝是再普通不過的一件事情了。之后,母親升起鍋灶,燒開了一壺熱水,送給兩位。其中一位大叔從包袱里拿出自己烙的白面餅,撕成條狀,津津有味的在俺們家門口吃了起來。那是下午一點鐘的光景,在地里玩了一上午的我滿腦子只有一個字——餓。眼睛里的事物逐漸被白面餅取代,竟然情不自禁地走到了那位大叔的身邊,眼饞的就要張嘴討要一點。母親用眼使勁地看了看我,我已經“餓”火入魔了,根本顧及不上這些了。母親走向前,把我強行拉到院子里,在我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教訓到:“不長出息,討人嫌不覺。”抬起頭,我委屈的瞪著母親,她當時眼里的堅韌讓我一生難以忘卻。
父親在我出生后8個月便去世了,那年,母親27歲。在我的記憶里沒有父親的影子。母親一個人撐起了這個家。母親有著舊社會女性獨有的特征——小腳,但因為要養活我們,她把莊家活都擔了起來:二畝薄田,她那雙小腳踩在地里,春天播下種子,經過夏天的辛勤勞作,在秋天收獲糧食,就這樣年復一年,母親把我們養育成人。
1980年,我有了每月30元的固定工資。我堅持每月拿出10元錢交給母親,希望改善一下她晚年生活。可是每次送錢,都是一場“硬仗”,一張嶄新的十元鈔票會被我們母子倆揉搓成一團,最終還是塞回到我的口袋里。逢年過節給她幾個錢,她倒是“樂意”收下,但是每每有孫子、孫女去拜年,這錢就“變本加厲”地成為他們的紅包。
眼看母親年事已高,行動也越來越遲緩,我萌生了帶著一生從未出過遠門的母親去遠方看看的念頭。每次提出這樣的要求,她總說自己腿腳不便或者離開家不適應。我明白身體極好的母親只是不想“浪費錢”。直到兒子考上南京的一所大學,我才有了以帶她看看孫子的名義,將她“請”了出來,而此時,母親已78歲了。
長江大橋、秦淮河、中山陵;留園、虎丘公園;外灘、城隍廟;斷橋、三潭映月、靈隱寺……八天四個城市。她那一雙小腳,卻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氣,看著她應接不暇的眼光,聽著她發自內心的笑聲,感受著她情不自禁的喜悅。我淚眼婆娑,天倫之樂來得如此之晚。
那天在靈隱寺,從不燒香拜神的母親反常地讓我買來了一炷香。母親虔誠地彎下那早已駝的脊背,慢慢地跪在地上,長長地磕了一個頭,用只有自己能聽到的聲音在說著什么。起身,我看到了母親眼里含著的淚水。母親一直沒有告訴我她那天說了什么。“把孩子們養育成人,然后成家立業,完成了對丈夫的承諾……”或許是這些話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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