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良啟

在元月初，我到淮北市殯儀館參加一位近親的喪禮時，遇到了好幾年未見的根叔。已經73歲的根叔明顯老多了，背駝了不少，頭發白了大半，穿著一件八成新的羽絨襖，精神狀態不錯，依然頭腦清晰，耳不聾，眼神也行。以前不離身的老煙袋不見了，不過他并沒戒煙，吸的是幾塊錢一包的盒煙。我少年時與他在一棟牛屋里共同住過四年，度過一段難忘的時光。

根叔是我的本家叔，1943年出生，解放前后上過四年小學，后來因各種原因輟學在家務農，但在當時的農村算是有點文化的人。他后來用看書度過幾十年的孤身日子，與這點文化底子有關。根叔的一生不算很艱辛，但坎坷不少。從解放后到改革開放前，根叔因地主成分受歧視數年，70年代中期我還見過他父子被民兵持槍押著批斗的場面。根叔快30歲時好不容易娶了媳婦進門，結婚不到一年，媳婦不知因為什么賭氣在家上吊死了，也沒給根叔留下一個子女。當時根叔在外面挖河工地干活，聞訊到家雖然悲傷卻也回天無力。后來家里又四處托人再給根叔找媳婦，都未成功，此后的根叔便一直單身過了。

根叔在土地承包前擔任小隊牲口飼養員，把一群牲口侍弄得膘肥體壯。同時也干得一手好農活，什么犁地、揚場、育種在方圓數村都是有名的。在農閑時，根叔沒有打牌之類的愛好，他打發時間的方法就是看閑書。村里1990年以前連電也沒有，他住在飼養室里，靠北墻排著幾個石槽，上面拴著牲口。南墻角落放一張農村常見的單人床，土墻上掏個洞，擱盞油燈，床上的枕頭下、席子下常常放著幾本書，過一段又換成別的書。我也不知道根叔從哪里找來這么多書，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說岳全傳》《楊家將》等等，農閑時，或在漫漫冬夜常有村民圍在飼養房，聽根叔講書中的故事，我們小孩子愛熱鬧，也圍著聽。聽得入迷，就想自己看，我剛上小學二三年級時，便從根叔那里借書看了。囫圇吞棗讀了不少，我的文學啟蒙就是在這牛屋里開始的，后來求學時一直是文史類較好，專業是外語改教語文課，根源也在這里。

1980年淮北農村土地承包，開始是把一個小隊分成幾個互助組，我家和根叔在一組，四年后才徹底承包到戶，但我家沒有牲口房，還是把自家的一頭騾子放在根叔住的老牲口房里，根叔沒有義務為我家喂牲口，家人便讓13歲的我承擔起照顧騾子的責任，好在添草拌料出牲口糞這一套我都能干，有時要和根叔互相幫忙鍘草，給淘草缸換水（草料要用水淘一遍，不然牲口不吃，水要勤換，臭水易使牲口得病），夜里要給牲口添一兩回草料，沒有夜草不上膘。我家的騾子很聰明，沒有草時便用蹄子不緊不慢地敲擊石槽下面的石板，提醒主人上草料。幼年的我貪睡起不來，或是實在不想起，往往是根叔順手替我忙活了。

最讓我難忘的是，臨睡前我們各自就著一盞油燈看書，我不想看課本了便拿根叔的書讀，有時聽他講我們家族的往事，昏暗的油燈、根叔的講述，伴著牲口咀嚼草料的聲音成了我少年記憶中極為深刻的畫面。有時外面是狂風暴雨，寒風凜冽，牛屋內卻一片溫馨安寧。根叔常勸我在學校里一定要好好學習，聽老師的話，珍惜上學的機會，為家族爭光。這樣的日子我過了整整四年，直到我考上高中求學離開家。

我印象中根叔極為高興的時候有兩次，一次是剛剛摘掉“地主帽子”的時候，根叔臉上洋溢著興奮，每天居然都喝上一點酒，他稱鄧小平為鄧爺，說是鄧爺給他找回了做人的尊嚴，他永遠感謝鄧爺。還有就是1990年根叔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的那天，根叔回家喝醉了，后來幾乎是逢人就表示著他的興奮，說他是“在黨”的人了。他交黨費、開黨員會總是很積極。就是到了現在，根叔還是為此驕傲著。有人表示不屑，我說你不懂一個被歧視幾十年的人重獲政治新生的感覺，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悅和感激。

進入90年代后，農村種地開始走向機械化，牲口慢慢被淘汰。根叔的日子變得清閑些了，他又干了幾年販賣肉牛的生意，小賺了一筆錢。隨著年齡的漸增，村里為孤身一人、年滿六十的他辦理了五保戶手續，每年給他一筆生活費，根叔生活無憂，常叼著煙袋和一群老人在太陽下談天說地，評論時事。他對人說這一輩子就感謝共產黨，沒有黨就沒有他現在的生活，共產黨就是好。我工作后只要回家就去看看他，陪他說說話，給他送兩瓶酒，添件衣服之類的，有時帶幾本他喜歡看的書給他。看他過得開心，我也為他高興。但后來我調遠了，加上父母都過世，就不大回家了。只偶爾在一些場合見到根叔。2009年他得了一場重病，我姐弟幾人聞訊到醫院探望他，送去幾百塊錢和一些吃的，根叔躺在床上當時直掉眼淚。我們勸他安心治病，后來根叔終于挺了過來。

這次根叔是乘坐侄子的小汽車來殯儀館的，他說這輩子都沒想到還能坐小車來市里，死了也值了。我說你好好活，說不定哪天還要坐飛機出門呢！周圍人都說是，根叔高興地笑了。在根叔身上我看到了一種與生活的和解，隨遇而安的情懷，知足常樂的心態。根叔、牛屋、牲口、油燈、夜讀，連同我的少年時光已經成為我生命中一種永恒的記憶。